说起丘处机，相信不少人有听过这个名字了，不会很陌生。丘处机是王喆(即王重阳)七大弟子(后被尊为北七真)之一。在王喆去世之后，丘处机隐修13年，“道既成，远方学者咸依之”。这13年是丘处机隐居修道和读书著述时期，其隐居生活及修道悟道思想，具载其《磻溪集》中。
大定二十八年(1188年)春，金世宗闻处机之名，遣使召入京师，多次问道，对答称旨。于当年八月返终南，仍居祖庵。不久，金章宗“以惑众乱民，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”。乃不得不于禁令之次年，即明昌二年(1191年)，东归栖西霞，建太虚观以居之。在那里，他为了便于宗教活动的开展，与不少“达官贵人”和“当代名臣”相往还，社会影响渐渐大起来。
这一段，可算是丘处机积极扩大宗教影响、发展全真道组织的时期。但因当时政治条件不利，他也同王喆、马钰、谭处端、刘处玄等人一样，没有多大作为，未能使全真道获得较大的发展。
金大安二年，即蒙古太祖五年(1210年)，北方风云突变。该年成吉思汗攻金，次年占领金长城以北地区和西京大同。崇宁二年(1213年)，包围金中都燕京，占领金河北、河东州郡，金人被迫于贞祐二年(1214年)迁都开封。燕京随亦失陷(1215年)。此后，继失山东、关中地，乃退居河南，女真统治面临末日。
这种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，给丘处机提供了政治选择机会，使他有可能在政治转折关头，作出于全真道发展更为有利的政治选择。
开始，他仍效力于金，如在金都南迁的贞祐二年(1214年)秋，山东大乱，杨安儿等起义，驸马都尉讨之，登州和宁海皆不平，乃请丘处机进行抚谕。丘处机承诺了这项请求，“所至皆投戈拜命，二州遂定”，为金王朝效了大力。
随后，时局愈来愈明朗，丘处机的态度也就随之起了变化。那就是丘处机招安两州获得成功以后，显示了他和全真道在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号召力。这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也引起了金、南宋和蒙古三方统治者的注意，都竞相派遣使臣前去召请，各欲为其所用。
丘处机权衡时局，深知金王朝行将灭亡，南宋又十分孱弱，唯有蒙古力量方兴未艾，故决定婉言谢绝金、宋使者，答允成吉思汗的召请。事实证明，丘处机的这种政治选择，不仅对于他个人，而且对于全真道的命运都有重大的意义。这是丘处机之能成为享誉道坛的名道士的转折点，也是全真道获得大发展的转折点。
丘处机在答允赴召之次年，即元太祖十五年(1220年)正月，率领随行弟子十八人，自莱州启程北上。次年(1221年)二月出张家口，经其北之盖里泊，五月抵陆局河，折而西行。沿途受到士庶奉香火拜迎，王公大人们也争相进诗勉志，全真道在社会上的影响还从来没有此时这样广泛而深刻。
七月至阿不罕山，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于当地立栖霞观，自率赵志坚等九人轻骑而往。中秋日抵金山，八月越阿尔泰山，继入新疆，经别失八里、彰八里、阿里麻里，于十一月抵塔什干(属乌兹别克斯坦)，十二月至撒马尔干(属乌兹别克斯坦)。
到第三年，即元太祖十七年(1222年)三月，再折而南行，经碣石，过铁门关，渡阿姆河，于当年四月五日，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——设于阿姆河南岸(阿富汗北境)成吉思汗的军营。
丘处机应诏之时，已届73岁。他以如此之高龄，不辞爬高山、涉大川、跨戈壁、渡荒漠之苦，行经万余里，历时两年多，前去应召;对此，成吉思汗是十分赏识的。十月望日，召见如期举行。
丘处机的答词，除重点谈了道家“清心寡欲”、“固精守神”的养生之道外，又谈了“止杀保民”、“布法推恩”、“以孝治国”等儒家治国之术，可谓完成了一身而二任的使命。成吉思汗对此次召见很重视，命太师耶律阿海以蒙语译奏，又“敕志以汉字，以示不忘”。对处机奏对也很满意，谈话中，对处机不称名，但称“神仙”。召对之后，还“集太子诸王大臣曰：汉人尊重神仙，犹汝等敬天，我今愈信真天人也。乃以师前后奏对语谕之。且云：天俾神仙为朕言此，汝辈各铭诸心”。
癸未(1223年)二月七日，丘处机请求东归，谕以少待时日。三月七日再入陛辞，被允准。授以虎头金牌及玺书，令其掌管天下道教，诏免道门赋役。得旨之当月，丘处机率随行弟子启程东归。经蒙古南道，自科布多至金山，偕门人宋道安等人东返。
成吉思汗仍派宣差阿里鲜等人护送，沿途受到蒙古官员们的“敬奉”。经过一年跋涉，于次年(1224年)三月还抵燕京。
丘处机回到燕京之后，蒙古达官贵人皆争先奉承。丘处机在太极观住了下来。该观从此成为全真道首脑机关所在地。
“时国兵践蹂中原，河南、北尤甚，民罹俘戮，无所逃命。处机还燕，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，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，与滨死而得更生者，毋虑二三万人。”此后，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宠遇又有增无减。“自尔使者赴行宫，皇帝必问：‘神仙安否?’还，即有宣谕。”
1224年季夏，又遣人传旨：“自神仙去，朕未尝一日忘神仙，神仙无忘朕!朕所有之地，爱愿处即住。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。”
丘处机所作的上述收揽人心的工作，与他获得的皇帝的宠遇，遂使他在朝野上下顿时身价百倍，成为北方道教的风云人物，他所居的太极观自然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。“厥后道侣云集，玄教日兴。乃建八会，曰平等，曰长春，曰灵宝，曰长生，曰明真，曰平安，曰消灾，曰万莲。会各有百人，以良日设斋，供奉上真。”全真道确实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道派。
全真道大发展的条件已趋成熟。蒙古统治者所给予它的大力支持，为它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;北方久经战火，且此战火仍在由北向南继续烧燃，饱受战火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，又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。士庶托迹、道侣皈依情况的出现，就是群众条件成熟的具体表现。
丘处机对于这些条件是有充分认识的，并早已构想利用这些条件着手发展全真道了。
早在他从大雪山东归南下途中时，就向其随行弟子们说：“今大兵之后，人民涂炭，居无室、行无食者，皆是也。立观度人，时不可失。此修行之先务，人人当铭诸心。”
丘处机提出立观度人构想的出发点多半出于宗教家救世的情怀，但立观度人的结果，必然是全真道的发展。
他在这里虽然并非有意作发展全真道的布置，而客观上却不啻是发展全真道的动员令。故在这之后，全真弟子们大建宫观、广收门徒的活动，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起来了。以此为起点，至尹志平、李志常相继掌教期间，全真道的宫观逐渐遍布北方，全真道徒也充塞山薮，全真道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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